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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设中国特色博物馆学的思索——“中国国家博物馆国际博物馆学译丛”略谈
2024-03-22     光明日报

文 | 王春法

 

在现代社会的公共文化机构中,博物馆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就其功能而言,博物馆毫无疑问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同时在提升社会审美意识、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也具有特殊作用,因而具有历史、文化、艺术等多重属性。

中国博物馆事业肇始于20世纪初,迄今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博物馆事业作为党领导的国家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自身迅速发展繁荣,形成涵盖综合类、历史类、艺术类、遗址类、人物类、科技类、纪念馆类等广泛类型的庞大博物馆体系,而且积极回应国家和社会需求,主动承担历史、时代、民族和国家赋予的使命,在收藏和保护文物、举办展览、开展社会教育活动、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向世界展示中国风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博物馆事业得到高速发展、空前繁荣,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导社会价值理念和反映社会进步成就方面发挥的作用不断彰显,作为文明交流互鉴窗口和平台的作用日益突出。  

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关于博物馆学的研究可以从多个维度来展开,比如社会学、传播学、展览学、设计学、管理学、文化学等等。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博物馆学在形式上已经具有了作为一门成熟学科的主要条件,包括拥有博物馆学会这样一个学术组织,办有一批以博物馆为主题的专业刊物,在大学设立文物和博物馆学专业等。  

然而,作为一门生存和发展于历史学与考古学夹缝中的交叉学科,博物馆学对自身的学科属性和专业定位长期模糊不清,学术研究也很难深入。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博物馆研究缺乏符合博物馆实际而且特有的共同理论基础,在研究中要么主要是工作介绍,要么是经验归纳,既缺乏深入的理论挖掘,也缺少给人以启迪的思想提炼。因此,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博物馆学较为紧迫。  

关于建设中国特色博物馆学,王宏钧先生主编的《中国博物馆学基础》当属开山奠基之作,苏东海先生的《博物馆的沉思》等也进行了深入地思考和探索。关于如何构建中国博物馆学,我们期待有更多作品出版。  

那么,中国特色博物馆学的理论基础到底是什么?这实际上是缺乏充分共识的。个人认为,博物馆学的理论基础既可以是传播理论,也可以是知识管理理论。以纵向传承来说,相关的研究包括藏品征集、藏品管理、库房管理、文物保护、藏品修复等;以横向扩散来说,相关的研究则有展厅管理、展览策划、展览设计、展览制作、社教讲解、媒体传播、文化创意、国际交流等;以赛博传播来说,相关的研究则有博物馆信息技术、数据管理、在线展览、虚拟展厅、网络媒体、舆情监测、形象管理等。而为了做好这些工作,中国特色博物馆学还应该有相应的基础工作,包括观众服务、设备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后勤管理、场馆运维、安全管理,以及涉及博物馆宏观管理的博物馆标准体系、博物馆政策法规等。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博物馆学,必须了解世界博物馆发展的总体趋势;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博物馆,也必须把握世界一流博物馆的共同特点。为了分享世界博物馆学研究动态,推介前沿学术成果,借鉴优秀实践经验,助力中国博物馆学的理论创新和建设发展实践,中国国家博物馆组织翻译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国际博物馆学译丛”(以下简称“译丛”)。  

 

“中国国家博物馆国际博物馆学译丛”,王春法 主编,东方出版中心


“译丛”凝聚了文博界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心血与智慧,由东方出版中心承担出版发行工作。此次推出的第一辑共10种,包括《解读博物馆:知情者说》《博物馆的沉思:关于百科全书式博物馆的论争》《博物馆学基础:不断演进的知识体系》等,内容涉及博物馆学基础理论、展览策划与设计、管理运营、藏品管理与保护、博物馆数字化、公共教育等方面。总体来看,这套译丛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系统性。“译丛”主题涉及博物馆工作的方方面面,既有关于博物馆学理论基础的,也有关于策展实践的;既有关于展览设计的,也有关于文物保护的;既有关于博物馆运维管理、藏品保护的,也有关于博物馆数字化、公共教育等领域研究成果的,同时凸显博物馆学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在研究方法上,“译丛”兼顾当代博物馆学发展的规范性、理论性、反思性、趋势性等特征,选取了部分将博物馆学这门人文学科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的研究成果,涉及全球变暖、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可持续发展等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集中反映了当下多元文化共存的复杂社会环境和大范围深层次的创新变革下,博物馆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随着博物馆功能、职责和定位的拓展而发生的转变。  

二是探索性。“译丛”不是从概念到概念、从范式到范式,而是从不同作者的研究视角出发,结合博物馆的工作实际展开探讨,而这样一些主题,如策展伦理问题、策展手册、策展人的角色以及公众参与、数字化建设等,通常很少出现在纯粹的学术性论著之中。以策展为例,尽管大家一致认为在博物馆实际工作中,策展人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关于历史文物或艺术作品的展览解读对大众思想起着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但他们到底该如何发挥自身作用,包括在数字时代如何应对问题,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结论。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实践问题,必须结合博物馆工作实际不断加以总结提炼,而开放探索、创造新知恰恰是“译丛”的鲜明特色。  

三是开放性。“译丛”不仅选择的主题是开放的、研究的方法是开放的,而且叙事方式也是开放的,这在其中两本书中有突出体现。一本是关于自然博物馆中策展人的故事,阐明了自然历史展览策划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理念思考和实践探索;另一本是关于数字时代博物馆发展的研究探讨,展示了作者在网络信息技术和数据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对博物馆面临的各种挑战以及应对策略的探索。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由于“译丛”不仅包含最新基础理论著作,也涵盖与实践紧密相关的应用研究,收录著作体裁十分丰富,既能满足博物馆从业者和研究人员的需求,也适合一般博物馆爱好者阅读,进而形成了读者对象的开放性。其规模之大,在我国博物馆行业也尚属少见。  

衷心希望“译丛”的出版能够为中国博物馆学研究和博物馆事业发展贡献一份理论力量。 

 

 

(本文原刊载于《光明日报》2024年3月19日第15版。作者王春法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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